留學文書代寫首頁 | 文獻求助論文范文 | 論文題目 | 參考文獻 | 開題報告 | 論文格式 | 摘要提綱 | 論文致謝 | 論文查重 | 論文答辯 | 論文發表 | 期刊雜志 | 論文寫作 | 論文PPT
留學文書代寫專業論文學習平臺您當前的位置:留學文書代寫 > 文學論文 > 兒童文學論文

孫毅兒童小說"上海小囡的故事三部曲"探析

來源:浙江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作者:高玉
發布于:2021-08-16 共10535字

  摘    要: “上海小囡的故事三部曲”寫出了上海兒童從苦難到幸福的變化過程,隱喻整個中國社會的歷史變遷。《小銀娣的悲慘童年》主要寫1940年前后上海貧民區兒童的苦難生活。《戰斗在敵人心臟里的少年隊》主要寫1945—1949年期間上海一群進步少年從事地下斗爭的故事。《野小鬼和野小狗的故事》主要寫改革開放之后上海兒童的幸福生活。小說在寫法上非常平實,非常真實,和傳統小說的追求“故事”有很大的不同。小說在結構上非常自由、散文化,體現出一位飽經風霜的老人的深邃視角。

  關鍵詞 : 学术论文代写,学术论文翻译,英文学术写作    孫毅;兒童小說;上海小囡;

  Abstract: “Shanghai Xiaonan” trilogy depicts the process of Shanghai Children's change from suffering to happiness, which is a metaphor indicating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the whole Chinese society. Little Yindi's Miserable Childhood(《小銀娣的悲慘童年》) is mainly about the miserable lives of children in Shanghai's slums around the 1940s. Young Pioneers Fighting Against the Enemy(《戰斗在敵人心臟里的少年隊》) is mainly about the story of a group of progressive teenagers who were engaged in underground struggles in Shanghai from 1945 to 1949. The Story Between a Wild Child and a Wild Dog(《野小鬼和野小狗的故事》) mainly describes the happy lives of Shanghai children following the policy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se three novels tell the true stories in plain words, which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novels with the pursuit of “fiction”. The structure of these novels is free and prosaic, reflecting the profound perspective of an experienced old man.

  Keyword:学术论文代写,学术论文翻译,英文学术写作 Sun Yi; children's novel; Shanghai Xiaonan;

学术论文代写,学术论文翻译,英文学术写作  上海兒童文學作家孫毅(1923年生)先生95歲高齡時出版了三部長篇兒童小說:《小銀娣的悲慘童年》《戰斗在敵人心臟里的少年隊》《野小鬼和野小狗的故事》。故事都發生在上海,所以冠名“上海小囡的故事三部曲”(獲上海文化發展基金會重大文藝創作項目資助)。孫毅老先生過去主要是從事兒童戲劇創作,寫作了很多有影響的兒童劇,后來結集出版《孫毅兒童戲劇文學叢書》共9種。近90歲之時開始寫作長篇兒童小說,并且一口氣寫了三部,這本身就創造了一個生命奇跡。三部小說究竟寫了什么內容,有沒有獨特的貢獻?這很讓人好奇。


1.png


  一、苦難的歷史

  《小銀娣的悲慘童年》寫1940年前后上海貧民區兒童的苦難生活。小說的主人公為姐弟倆,故事開始時,姐姐銀娣9歲,弟弟來喜7歲。小說用的是來喜的敘述視角。來喜的祖籍是蘇北,爺爺年輕時被抓去當兵再也沒有回家,遇上家鄉洪災,家里交不起租子,年輕的奶奶帶著尚未成年的爸爸張阿福從蘇北逃荒到上海,從此在上海住下來。爸爸一直在日本人開的紗廠工作,從做學徒工開始,后來是機器工即技術工人。小說開始時,“一家四口人,就靠爸爸一個人在紗廠當機器工賺錢過日子。可是拿來的工錢只夠半個月家用,連灶膛里燒的柴火,都要靠我跟姐姐每天奔到蘇州河邊舢板廠新橋,去拾些運木材船上漏下來的碎柴火和樹皮,碰巧了還能掃些船上扛米包時漏下來的米粒子”。[1]4這已經夠艱難的了,但真正的艱難其實才剛剛開始。爸爸的手被機器軋成重傷,日本老板不僅不給治療,沒有經濟賠償,而且還責怪張阿福損壞了機器,把他從工廠開除了。失去了經濟來源的來喜一家陷入了更為悲慘的生活境地,媽媽把家里能當的東西都當掉,沒有錢買菜,姐弟倆只得到菜市場拾被菜農丟掉的菜葉。媽媽只得去有錢人家做傭人,但卻被富人家姨太太刁難和欺侮,污蔑媽媽偷了金戒指,半個月的工資也拿不到。房東太太和兒子阿海也欺負來喜一家。上街去乞討,“告地狀”,但好心的都是窮人,富人有能力幫忙但沒有同情心。因交不起房租,最后被房東太太趕出去。

  來喜一家走投無路,在上海生存不下去,逃難回蘇北老家找出路,但老家生活更難。老房子已經破敗了,沒有生活來源,“爸爸起初還帶著我走訪四鄰去攀攀親,認識老鄉,也希望人家能幫助我們一點,可是日子久了,我們也不好意思上門乞討了。有些人家老遠看見我們來,就悄悄地把門掩上。我們走的好幾戶人家都是殘缺多病的老人,也都沒有勞動力,日本人打進來,青壯年怕被抽壯丁都逃難去了,地里也都沒有收成,家家都缺糧食”。[1]118為了生存下去,只得把銀娣以“過繼”的名義賣給富農馬娘娘,但其實馬娘娘是人販子,她轉手就把銀娣賣到上海。爸爸阿福則交錢到“安老院”,因為吃發霉的大米,得肝癌去世。媽媽帶來喜回娘家舅舅家住,被地主家狗咬傷,最后得狂犬病而死。來喜則在母親去世時被地主設計,用死人的手印強賣給地主做雇工,晚上睡在豬圈里,用狗看管以防逃跑。

  小說除了結尾銀娣投毒殺死惡狗救出來喜然后去投奔蘇北的新四軍,給人一點“光明”感以外,整個小說都是在一種苦難壓抑得讓人喘不過氣來的環境中展開的。特別是銀娣被轉賣到上海,一個半大姑娘,舉目無親,到處都充滿了險惡。開始到劉太太家,受盡虐待。因妨礙了劉老板和小老婆的生活,被送進名為“仁愛院”的孤兒院,在“仁愛院”里,每天要干十幾個小時的活,經常挨打挨罵,吃不飽,還差點被送去做醫學實驗。后來劉太太又把銀娣從孤兒院領回來,準備把她賣給一位有錢的老頭做小老婆,銀娣以死相拒才作罷。不久又逼她去做舞女,銀娣“死也不從”,遭到毒打,被關起來挨餓。最后劉太太準備把她賣到妓院,但銀娣憑著自己的勇敢、機智還有運氣最后逃出來。這部小說,不管是于讀者來說還是于小說的主人公來說,都是一種沉痛的氛圍,面對各種強大的苦難,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了,唯有悲傷而已,幾乎讓人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對于現在的兒童或者少年讀者來說,閱讀這樣的小說也是需要很強的心理承受能力的,即使成人也需要一定的耐心才能把它讀完。

学术论文代写,学术论文翻译,英文学术写作  筆者大學時讀戴厚英的長篇小說《人啊,人!》,感到非常壓抑而沉重,進入小說就感覺似進入一只沉悶的籠子,沒有一絲縫隙可以透氣。那時我已經讀了很多小說,各種風格的,知道如何和小說的內容保持一定的距離。我不知道現在的兒童是否喜歡《小銀娣的悲慘童年》這樣的小說,是否能夠讀完。但對于我來說,恰恰是非常親切的。我的童年也是在苦難中度過的,雖然這是完全不同性質的苦難,其程度也不能和小說中的苦難相提并論。《小銀娣的悲慘童年》中的苦難是社會制度造成的,那是舊社會最底層窮苦人的真實生活的寫照,而我兒時的苦難則是由于家庭出身、貧窮、生產力不發達包括自然環境惡劣等因素造成的,但被人欺負、勞累以及貧窮所帶來的饑寒交迫其感覺則是相通的。另外一個原因,我小時候讀的小說雖然非常有限,但基本上是這種風格的,國民黨反動派欺壓百姓,黑暗統治,家破人亡,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賣兒賣女,到處是不公平,貧富差異巨大,富人巧取豪奪等,這是我小時候從文學中所獲得的民國的印象,而且在我生活的時代背景之下,這種生活描寫是很好理解的,因而這種教育對于我來說是很容易接受的。

  每一個時代都是非常復雜的,我們不能說小說中所描寫的20世紀40年代上海就是歷史中的40年代上海,也不能說小說中所描寫的上海40年代兒童生活就是歷史中的40年代上海兒童的生活,但我們承認這種上海生活和上海兒童生活的存在。《小銀娣的悲慘童年》的主題非常集中,就是寫苦難,寫上海40年代底層家庭兒童的苦難,也寫了整個中國窮苦人家孩子的苦難,還可以說從一種特殊的角度隱喻性地寫出了舊中國的苦難。任何時代的社會都是多層面、多層次的,即使很悲慘的生活中也有一絲光明,黑暗中總會有一抹亮色,小說中雖然寫了哈先生給來喜講革命道理,講毛澤東專救天下窮人,但很蒼白,比如哈先生幫助張阿福“維權”,卻使張阿福陷入更大的苦難之中。所以,整個小說還是黑暗和苦難寫得實在、真實,富于表現力。兒童的生活也是復雜的:有壓迫的痛苦就有反抗的快樂;有饑餓的痛苦就有短暫的吃的享樂;有被欺侮蔑視的痛苦和傷心就有被關愛的幸福和感動。但小說顯然無意表達這種復雜性,不寫光明,不寫斗爭,不寫機智,也不寫愛心和童心,甚至不寫成長,也許寫一些斗爭、機智、童心的故事會更具吸引力,但這樣會沖淡主題,所以小說就是一味地寫苦難,有點像小時候看的朝鮮電影《賣花姑娘》和上世紀90年代臺灣電影《媽媽再愛我一次》,煽情到底。《小銀娣的悲慘童年》不是讓讀者哭,而是讓讀者認知苦難、感受苦難,沒有趣味性,但有很強的歷史性。

学术论文代写,学术论文翻译,英文学术写作  我認為,苦難于兒童文學來說是非常有意義的,主要是教育意義,只是看如何書寫。在一個人的成長過程中,苦難只要不是致命的,不置人于死地,它未必絕對是壞事,適當的苦難反而有助于個人的成長,當這種苦難具有人生“磨刀石”的作用時它是金錢也買不來的,是其他任何方式都不可能得到的。高爾基的“自傳三部曲”《童年》《在人間》和《我的大學》可以說都是寫苦難的,但他的角度是寫成長,他是把苦難當作生活磨難來寫的,寫出了一個世界級偉大作家是如何從生活的最底層成長起來的。高爾基的小說我讀了很多,包括名著《母親》《克里姆·薩姆金的一生》等,但我覺得高爾基最好的作品還是“自傳三部曲”,它是超越時代和階級的,它是不會過時的。三百年、五百年之后,高爾基的其他小說可能會被遺忘,但我相信這三部小說仍然會非常閃亮。《小銀娣的悲慘童年》也有“成長”意義,它寫出了窮人孩子早當家,窮人孩子早懂事的事實,在苦難之中,來喜很早就懂得了生活的道理,懂得生活的艱辛,學會了關愛等。但這些顯然不是小說的重點,小說更多的是上世紀50—70年代同類小說的主題:展示舊社會的黑暗,深層是表達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合理性。不僅現在的兒童不能理解那樣的時代和那樣的生活,現在的作家也很難理解那樣的時代和那樣的生活,但這恰恰是這部作品的重要價值之所在。

  二、在斗爭中成長的快樂

  《戰斗在敵人心臟里的少年隊》寫的是1945年到1949年這一段時間里上海《少年報》、“報童學校”、第一兒童福利站周圍一群進步少年的故事。這些兒童有的是來自底層,比如滬生就是流浪兒,最初靠在橋頭幫忙推過路車得小費為生,后來靠擦皮鞋自食其力,最后被擺測字攤的老爺爺收留,兩人相依為命。章洪的父親是音樂老師,母親已經去世,所以章洪算是來自下層家庭。金生的父親曾在日本洋行里做事,“因為抽鴉片、欠了錢,怕人討債,帶著小老婆逃往香港”。[2]13金生跟母親和外婆生活在一起,算是中產階級家庭。小琴是從安徽逃難到上海的,本是“叫花子”,但被金生家收留,和金生以兄妹相稱,也算是生活在中產階級家庭。小說主要寫這4個兒童如何參加《少年報》,如何在“革命者”阿瑞哥的引導下思想進步,參加“革命”,并為上海解放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熟悉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兒童文學的讀者都知道,這其實是一個非常老套的故事。一個革命領路人引導一群人走上革命道路,這不僅是六七十年代兒童文學的一種模式,也是成人文學的一種模式。與《小銀娣的悲慘童年》不同,《戰斗在敵人心臟里的少年隊》雖然也寫了一些很悲慘的生活,也寫了國民黨統治下的社會黑暗、貧富不均、統治階級的腐敗、警察對人民的欺壓等,但這些不是小說的主題,也不是小說追求的效果,只是小說的背景,所以小說中有苦難的事實但沒有對苦難的渲染和具體表現,小說的主題是“階級斗爭”,更準確地說是兒童“地下斗爭”的主題。

  小說寫得像散文,都是一些日常生活瑣事,很難說有“故事”,也可以說是故事不集中。和一般意義上的小說圍繞一個矛盾沖突展開,故事具有明顯的開端、發展、高潮和結局的結構模式不同,《戰斗在敵人心臟里的少年隊》沒有明顯的矛盾和沖突,反動統治是抽象的,壞警察在小說中都不是人物,而是符號。小說沒有中心人物,也沒有中心故事,故事的時間是1945年到1949年上海解放,最后一章“歡慶上海解放”,寫解放軍進城,上海市召開解放大會,少年隊向陳毅市長獻花,市民大游行等。但小說出人意外地不結束,突然寫到新世紀:“2005年,上海曾舉辦紀念地下少年隊革命的搖籃《少年報》創刊60周年大會,編了一本《難忘的童年》。老作家袁鷹同志在序言中說:‘組織過去報社老同志及當年小通訊員、小發行員及地下少年隊員寫稿,回憶自己的童年及在黨的培育下成長的經歷,這對現今的少年兒童有教育作用。’過去的小朋友,現在已經都是八九十歲的老人了。現在的小朋友可能不知道過去苦難的生活,也不熟悉過去的斗爭歷史,因此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強對青少年的思想教育,是十二萬分重要的。”[2]135孫毅老先生90歲時寫這部小說,90歲的老人不論是人生還是藝術都到了高度自由的境界,這種寫法就是一種寫作自由的表現,和傳統的小說完全不一樣,但你很難說它有什么不好,有點“元小說”的味道。

  《戰斗在敵人心臟里的少年隊》寫得極為自由,比如章洪的爸爸給章洪講革命的道理:“雙方都在教導自己的‘接班人’哪……你今年14歲,劉胡蘭在你這個年紀已經在敵人刺刀面前面對面地斗爭了。可是你還年幼,得知道這是一場嚴酷的斗爭,在當前白色恐怖的籠罩下,抱有進步觀念的人是很危險的。”[2]39劉胡蘭是1946年犧牲的,當時解放區晉綏的《晉綏日報》和延安的《解放日報》上有通訊報道,但其故事流傳并不廣,其范圍也相對局限,但上海同時期的進步人士卻是把它當普通故事講述的,這是一種很新鮮的寫法,在藝術手法上現在叫“后現代”。90歲的孫老先生也使用這種后現代手法寫兒童文學,這種精神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同時也說明了兒童文學特別是傳統題材和主題的兒童文學在今天的發展和變化,這也許是一種“與時俱進”吧。

  我總覺得兒童文學作家需要一點“稚氣”才能把兒童文學寫好。一個青年兒童文學作家保持某種“稚氣”是比較容易做到的,但對于一個90歲的老人來說,經歷了兩個完全不同的時代,閱人無數,閱事無數,親歷中國社會的巨變與滄桑,人生已經看透,對社會的理解和初涉人世的年輕人完全不可同日而語,還能否保持“稚氣”,小說中是否還有“稚氣”?這是我讀小說之前的一個好奇。但讀完三部曲,我覺得孫毅老先生不僅保持一顆童心,而且在小說中充分表現了這種童心。《戰斗在敵人心臟里的少年隊》中寫幾個小孩子“軋戶頭米”,“他一邊喊,人已擠進了軋米的隊伍,章洪趕到,滬生將身子猛地一讓開,章洪就軋進了隊伍,小胖金生跑得慢只能站在隊伍外面了,章洪和滬生筆直地嵌在隊伍里”。[2]22其實就是插隊(那時的排隊和現在的排隊不一樣),雖然今天看來是不文明現象,但因為事關生存,也算是一種機智,同時,兒童的狡黠活靈活現地呈現出來。終于分到了米,“金生……脫下外衣,張起袖口,把米灌在衣袖里,章洪脫下長褲,把米灌在褲腿里。兩個孩子抱起‘米袋’掛在頸項里,扛著鼓鼓囊囊的衣袖和褲腿,邊走邊大聲地喊著:‘有米下鍋了……’”。[2]22小說把兒童收獲后的喜悅心情以及天性,還有天真與頑皮都非常形象地刻畫出來,很有畫面感,也反映了作者的童心未泯。

学术论文代写,学术论文翻译,英文学术写作  《戰斗在敵人心臟里的少年隊》中所寫的“斗爭”其實是很平常的兒童生活,一直到小說的后半部分才出現了一點有“緊張感”的內容,比如秘密印刷傳單、寄送傳單、張貼傳單,到國民黨駐軍基地偵察情況送給解放軍等,這些“斗爭”的確有很強的政治性,也很有危險性。“我會在窗臺上放兩盆萬年青,如果看到窗臺上的花盆不見了,你們千萬別進來,說明報社出事了。”[2]58雖然明顯是追求一種效果,非常老套,但多少有點“斗爭”之味道。除此之外,大部分所謂“斗爭”其實很平凡,比如收聽解放區廣播,然后把消息傳播出去,這在1949年上海解放前夜并不是什么危險的行為。再比如“巧接神秘文件”,從標題看“文件”似乎很重要,但文件的內容其實是解放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沒有什么驚險。但我覺得它恰恰是一種真實。六七十年代那種兒童戰爭小說、兒童反特小說、兒童諜報小說,兒童干出驚天動地的革命事業,反而是不真實的。小英雄雨來的故事、雞毛信的故事當然是存在的,但不是普遍性的,尤其在上海這樣的“敵人心臟里”,很難產生潘冬子這樣的小英雄。《戰斗在敵人心臟里的少年隊》里很多內容近于作者自己經歷的“實錄”,非常貼近原生態生活,比如“最有教育意義的事”這一章幾乎就是1940年代上海兒童文藝情況介紹。作者還多次把自己寫進小說,比如寫《少年報》,“還辦過一次小記者培訓班,請了兒童文學作家陳伯吹講寫作知識,賀宜、包雷講文學,還請沈同衡教漫畫,孫毅講戲劇”。[2]47寫上海1940年代的“中國少年劇團”,“很多學校及團體也同時開展了戲劇活動,地下少年隊員分別在上海幼兒師范、‘少年村’和比樂中學,演出了奚里德導演、孫毅編劇的兒童劇《小霸王》”。[2]72在小說中,孫毅是非常遙遠的人物,今天我們讀它,可能會覺得有點別扭,但未來的兒童閱讀起來不會有這種感覺。小說雖然寫“斗爭”,但其實都是一些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普通生活,非常自然,和那種虛構的有故事性雖然好看但實際上不真實的小說有很大的差別。

学术论文代写,学术论文翻译,英文学术写作  “革命斗爭”在上世紀50—70年代的小說中充滿了“羅曼蒂克”,輕松而又愉快,像是“旅游”,像是“請客吃飯”,這是革命浪漫主義的一種表達方式。但實際上,“革命”充滿了危險,是殘酷的,大量的革命者為革命付出了鮮血和生命。小說中所寫的“斗爭”雖然很難稱得上是“革命”,但仍然有一定的危險性,如果落入敵人之手,雖不至于“殺頭”,皮肉之苦是免不了的。兒童雖然并不能深刻地理解他的行為的后果和意義,但對它的危險性還是能夠感受到的。小說真實地寫出了1940年代“上海小囡”“斗爭”中的害怕或恐懼心理,“他忽然看到臺子上借來的收音機,自己魂都嚇掉了,頭上直冒冷汗,急忙又爬出老虎窗,慌慌忙忙地把天線拆下來,他迅速把天線和收音機包扎好,匆匆忙忙搬下樓,藏到床底下去,這才安下心來”。[2]96“關好窗子后,他連忙一步步下樓來,他已被自己嚇得魂不附體,腳骨也軟了”。[2]96擁有一臺收音機,雖然章洪和同伴把它當作“電臺”,但其實沒有什么危險,但章洪因為心里有“鬼”,所以被嚇成這樣。這非常符合兒童心理,是非常真實的,這也是和從前的小說很不一樣的地方。

  三、上海兒童的日常幸福生活

  《野小鬼和野小狗的故事》則是寫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改革開放之后上海兒童的幸福生活。小說的主人公李陽,小名阿郎,因為調皮搗蛋,綽號“野小鬼”。阿郎的父親是公安局派出所所長,不管是在民國時期還是在新中國時期,都屬于中上層家庭。所以阿郎的幸福生活可以稱得上是上海中上層家庭兒童的生活。

学术论文代写,学术论文翻译,英文学术写作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是我生活的年代,當然是我熟悉的年代。但小說中所寫的生活于我來說卻是非常遙遠的,這不僅是城市與農村的差距,更是階層差距。小說中所寫的是大都市上海中上層家庭的兒童生活,而我的生活是偏遠、落后農村的下層家庭的兒童生活,其差距有多大可以想見。比如小說中寫阿郎跟大表哥到鄉下去打獵,這倒是我熟悉的,雖然是相同的生活,但性質是完全不一樣的。我的生活經歷中,70年代中期打獵在農村雖然是合法化的,但實際上一般農村已經無獵可打,只有深山老林還有些獵物諸如野豬、麂等,但已經少見,狐貍等毛皮性動物也不多,天上偶爾還可以看到鷹、鷂等猛禽,野兔、野雞、野鴨倒是有一些,但也不多,比較常見的野生動物就只有烏鴉、喜鵲和麻雀,而到了80年代,這些動物幾乎都很難見到了。兒時,大人們還用“狼來了”嚇唬小孩,但我的兒童時代從來沒有見過狼,也沒有聽周圍的人說見過狼。動物的消失首先與人的生存對動物的生存環境擠壓有關,我的印象中,我的長大和樹林的消失是成反比的,很小的時候還記得樹林很陰森,不敢走進去,長大之后才發覺里面是空的,后來見到的就是禿山了,樹木很少。森林或樹林就是動物的家,連家都沒有了,哪里還有動物呢?其次與農藥、化肥的廣泛使用有很大的關系。對此,很長一段時間里,我都覺得這種印象是視角的問題,也即兒童看世界與成人看世界的不同,但現在我知道,我的感覺和印象都沒有錯,這就是歷史。

  《野小鬼和野小狗的故事》中所寫的“打獵”其實具有隱喻性,湖里沒有野鴨可打了,稻田里勉強打了兩只野雞,一只是公雞,一只還是雛雞。對于鄉村底層農民來說,打獵就是為了獵物,獵物就是食物,打獵是生存的方式,是實實在在的生活。無獵可打的時候,說明自然環境惡化了,自然環境惡化了也即人的生存環境惡化了,所以無獵可打其實是一種荒涼的隱喻。后來這只公雞被做成了動物標本,這其實是一種隱喻意象,人類環境再惡化下去,也許動物給人類留下的只能是一種記憶。當然,作者未必有這種意圖,但我們可以作這種解讀。對于上海人來說,打獵不過是一種消閑,且是一種高級消閑,所以這里的野鴨、野雞都是符號,甚至獵犬也是一種符號。所以,小說中的“打獵”在符號和隱喻的意義上顯得很真實,雖然其實很無趣。小說寫阿郎打獵之后的感想:“阿郎看到打獵的刺激場面,得到了一時的滿足,可是過后他仔細想想,打獵就是把活潑潑的野雞打死在槍下,而牧羊犬再去咬死垂死掙扎的野雞,確實殘忍。”[3]72我覺得這樣也寫得非常真實,它非常符合現代主流的人道主義、動物保護主義精神,也寫出了城市兒童的真實的心態。但題外話是,農村貧窮兒童可不會有這種想法,在他們的眼中,野雞就是食物,在艱辛的生活之中,這種殘忍恰恰是生活的正常形態。“武松打虎”這樣的課文現在都從中學語文教材中刪除了,但這是今天的觀念,是中國城市化之后的觀念 ,是現代生態保護主義的觀念,是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之后人類反思的結果。但實際上,80年代初不是這樣的觀念,那時自然還是無比強大的,動物是人的對象,那時打死老虎、打死金錢豹都是英雄,是人類征服自然的一種象征。

学术论文代写,学术论文翻译,英文学术写作  小說中有一章“文文的苦惱”,似乎是逸出來的,脫離了小說的主題,但我覺得它恰恰寫得非常好。文文媽媽去世才一年,文文爸爸就再婚了,文文爺爺只得把房子讓出來給兒子再婚住,自己搬到郊區和孫子文文一起住。文文奶奶已經去世多年,文文爺爺沒有人照顧,得到隔壁王奶奶的幫助,兩人也很“談得來”。文文的爸爸和繼母生怕爺爺和王奶奶好上了,千方百計地阻攔,開始假惺惺,最后兇相畢露,小說寫道:“(爸爸和繼母)氣勢洶洶地對爺爺說:‘你的信我看過了,真沒有想到,你那么大年紀了,還要找老伴兒,我不同意,你想想你還對得起我娘不?你們幾十年夫妻恩愛,難道就忘得一干二凈嗎?你這么做,叫小輩今后怎么有臉做人啊?’”[3]30其實文文爸爸和繼母是舍不得奶奶留下的財產,文文爺爺知道兒子的意圖后,氣憤地把奶奶留下的小木箱交給了文文爸爸,小說這樣寫:“文文見他爸爸欣喜若狂地蓋上小木箱,拿起小木箱,拉著那個繼母,急吼吼地奔下樓去……”[3]31“上海小囡的故事三部曲”中寫了很多壞人,但大多數形象不鮮明,很符號化、臉譜化,但這個文文爸爸作為壞人卻形象生動,是“三部曲”中寫得最成功的一個壞人,雖然只有寥寥數筆。看來,孫老先生最擅長的還是寫他熟悉的生活。

  小說寫阿郎和同學小胖子牛牛鬧矛盾則寫得比較有趣味性。牛牛因為塊頭大,過去一直欺負阿郎。阿郎因為看爸爸的藏書《水滸傳》《三國演義》等,苦練“鐵頭功”,特別是對《水滸傳》中張清飛石打人的技能非常神往,也學得了一手彈弓神技。芳芳是小隊長,因為輔導阿郎而成了阿郎的好朋友,成為阿郎“最歡迎的人”。牛牛也喜歡芳芳,甚至動手撩芳芳頭上的蝴蝶結,所以,牛牛和阿郎還是“情敵”。新仇加舊恨,于是阿郎的“功夫”全派上了用場,先是用“鐵頭”把牛牛拱倒在地,引得同學們哄堂大笑。后來看到牛牛“追”芳芳時,躲在暗處,用泥彈子把牛牛的屁股打青了。故事寫到這里似乎是在向“傳奇”方向發展,似乎要“脫軌”了,但作者很有節制地把它收回,老師發現問題之后采取了正確的引導,通過開辯論會、主題班會的方式,再加上文文的“錦囊妙計”,最后讓阿郎和牛牛都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互相向對方認錯,達成了“自己的同學自己幫”的共識,回到“團結友愛”的主旋律,皆大歡喜,矛盾和沖突以喜劇的方式結束。小說把兒童的“情竇”寫出來了,很真實。寫小學生中的“三角戀愛”,成人讀者看來也有一種特別的味道。

  《野小鬼和野小狗的故事》最后寫了一個抓騙子的故事,小說似乎又陷入了傳統階級斗爭小說“抓特務”“抓敵人”的套路,雖有點驚險和曲折,但顯然沒有達到效果。小說還寫了學雷鋒的故事,小學生成立“小紅帽”環衛隊,到街上撿垃圾。這種場面在《戰斗在敵人心臟里的少年隊》中也有,比如滬生等看了《鐵木兒及其伙伴》之后,也學鐵木兒:“他一路上擦皮鞋,扶老攜幼,攙瞎子過馬路。小琴和金生也行動起來了,他們在弄堂里打掃衛生,幫老人拎菜籃子。章洪在學校放學之后,暗暗地和幾個小通訊員修課桌椅,打掃廁所,還給缺少文具的同學悄悄地送鉛筆、橡皮、練習簿等。他們還響應報社號召給失學少年寄學習用品,得到學校與鄰居的好評。”[2]47雖然很無趣味性,但卻很真實,是時代的記錄。看來,不管時代怎么變化,有些東西卻是共通的。與此相反,有些內容,作者雖然只是輕輕幾筆,但我覺得恰恰在不經意處表達了很精彩的內容,比如《小銀娣的悲慘童年》寫“孤兒院”造假:“聽說有幾個外國女士要來‘仁愛堂’參觀。吃飯時,修女發給每人一個大白饅頭,我姐看見白饅頭,三口兩口就吃下肚了。等參觀的人走后,她們來收白饅頭,見我姐面前的白饅頭被吃了,那外國佬對我姐甩手一個嘴巴子,打得我姐吐出血來。后來老學生對我姐說,發白饅頭是做給參觀的財主看的,是不可以吃的。”[1]134把舊時代中國人的愛面子、弄虛作假甚至欺騙很好地表達了出來。

  結 語

  總之,“上海小囡的故事三部曲”是非常獨特的三部長篇兒童小說,其獨特倒不在于它的題材以及主題或者思想,而在于作者本身的奇跡。90歲高齡的老人,在當下的語境中,以他自己的親見親聞作為題材來寫中國兒童生活的變化,這在當今兒童文學中是獨一無二的。孫毅老先生所寫的20世紀40年代和一般年輕人所寫的20世紀40年代,背后的生活底蘊是完全不一樣的。小說很真實,寫出了時代的狀況,也寫出了時代的變化。所以,我相信“上海小囡的故事三部曲”必將在中國兒童文學中有它的歷史地位,這個歷史地位既是因為它獨特的內容,更是因為作者本人所創造的寫作奇跡本身。

  參考文獻

学术论文代写,学术论文翻译,英文学术写作  [1]孫毅.小銀娣的悲慘童年[M]上海:中國福利會出版社, 2017.

学术论文代写,学术论文翻译,英文学术写作  [2]孫毅戰斗在敵人心臟里的少年隊[M].上海:中國福利會出版社, 2017.

  [3]孫毅野小鬼和野小狗的故事[M].上海:中國福利會出版社, 2017.


作者單位: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
原文出處:高玉.從苦難到幸福——孫毅長篇兒童小說三部曲之旋律[J].浙江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46(04):75-81.
相關標簽:
  • 報警平臺
  • 網絡監察
  • 備案信息
  • 舉報中心
  • 傳播文明
  • 誠信網站

在線客服

售前咨詢
售后咨詢
微信號
Essay_Cheery
微信
英国代写_英国作业代写_代写风险_代写容易被发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