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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史類略》中平民女性群像的特征與原因探討

來源:黑龍江教師發展學院學報 作者:吳玲玲
發布于:2021-08-18 共5562字

  摘要:馮夢龍《情史類略》中的底層婦女以人物形象群及編者點評的方式,在宏大敘事的史學傳統和正統文學敘事中的才子佳人與神仙鬼怪自薦模式之外,自成敘事風格。類型上可細分為貞烈型、情感美感的賢妻型、勇于追求情愛型。在人物形象特征上,突破底層勞動婦女形象作為"勤勞""奉獻""母性"等美德化身的宏大敘事,呈現為"情感""自我""才智"等多層次的豐富存在。其形象群的形成,深受晚明社會思潮與社會結構變動的影響,是晚明文人浪漫思潮在民間文學中的反映,也是商業出版高度發展的必然。

  關鍵詞:《情史類略》;底層婦女;類型;特征;成因;

  作者簡介:吳玲玲(1977-),女,湖南婁底人,副教授,博士,從事古代文學、傳媒文化、遠程教育研究。;

  基金:四川開放大學2020-2021年校級重點科研課題"基于'彈幕'傳播現象的'微'網絡公共空間的研究"(KTKYC2020012Z);

  Abstract: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ottom women in Feng Menglong's A Brief History of Love formed his own narrative style in the way of character group and editor's comments, which were different from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 of grand narrative and the self-recommended mode of genius-beauty, immortals and ghosts. In terms of types, it can be subdivided into chastity type, virtuous wife type, and brave pursuiter of love type. Breaking through the grand narrative of the working women images at the bottom as the embodiment of "diligence", "dedication", "motherhood" and other virtues, the image group of bottom women presented multi-level rich existence of "emotion", "self" and "intelligence". The formation of its image group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 and the change of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It was the reflection of the romantic ideological trend of the literati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in folk literature, and it was also the inevitabl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publishing.

  Keyword:A Brief History of Love; bottom women; type; characteristics; causes;

馮夢龍《情史類略》.png

  馮夢龍的《情史類略》以"情"為線索,匯集自周至明代涉及不同社會階層、不同情感模式的情愛故事,共計902條。其中的底層婦女形象,以人物形象群及編者點評的方式,突破宏大敘事的史學傳統及正統文學敘事中的才子佳人與神仙鬼怪自薦模式,自成敘事體系。通過對《情史類略》中底層婦女形象群的分類梳理、特征分析及形成原因探討,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晚明時期婦女的生活情形及晚明思潮在婦女日常生活中的表現與影響。

  一、《情史類略》中底層婦女的身份及類型

  《情史類略》中的女性形象包括上至后妃、宮女、名緩,下至士農工商之妻妾婢女、尼姑、娼妓,旁及神仙鬼怪、自然動植物等非人類女性形象。本文的底層婦女指在經濟資源、社會資源、社會階層均處于底層的人類女性。依此,通過對文本所涉婦女形象的梳理,能明確為底層婦女的形象為63個,其社會身份包括:卒人妻,如天臺郭氏郭;農人妻,如從二姑、狄阿毛妻高氏;底層知識分子妻,如秀長董昌之妻申屠氏;寡婦,如章綸母、海昌董氏;窮家女,如朱葵本、周六之女;小商販之女,如扇肆女;底層從業者,包括小商販、賣身婢女、歌女等,如賣縋媼、劉奇、王善聰、歌者婦中的歌女、張住住等,以及一些未明及身份,但從其故事可推其身份當為類似于"邑人"之妻的底層女性形象,如資中盛道妻趙援姜、邑人王仁之妻羅敷等。此外,因妾在婚姻家庭中處于較為低層的地位,亦可歸于此類,如張寧妾、戚大將軍妾等。

学术论文代写,学术论文翻译,英文学术写作  底層婦女形象群體的敘事主要圍繞著"家庭空間"與"家庭倫理"建構,可細分為三類:一是節烈型。全書以"情貞類"開篇,"情貞類"類多是死節、殉夫、妻代夫死等具有高度道德意涵的貞女形象。資中盛道趙援姜、德興祝瓊妻程氏、天臺人郭氏、秀才董昌之妻申屠氏、趙璁妻從二姑、狄阿毛妻高氏等都是"節婦"型的典型代表。馮夢龍在點評中,給予了這一類女子極高的評價:"從二姑與高氏,皆田舍市井家兒耳。乃其捐生殉節,蓋世胄讀書知禮義者之所不能為也。"[1]14二是情感美滿家庭幸福的賢妻型。這一類女性形象,散見"情貞類""情緣類".家庭美滿,不只在于夫妻的相互忠誠,更在于夫妻的相愛之情。"情貞類"羅敷篇中羅敷丈夫王仁為趙王家令,羅敷能抵擋趙王的愛慕,是因"夫婦相愛之情"[1]6."情緣類"中的張二姐"雖無惡疾,而形體枯悴,肌膚皴散,絕可憎惡"[1]45,張二姐溫良的品質和與劉逸民相互扶持的經歷,是夫婦和諧的基礎。三是勇敢追求情愛型。馮夢龍主張"男女相悅而婚"[1]704.漁家女、扇肆女、劉奇、王善聰、張住住等均屬于這一類,或勇于接受鐘愛之人,或竭力追求心儀之人,或在日久情深之后勇于表白情感,賣縋媼、周六女、張二姐等則因其離奇的經歷而獲得了跨越自身階層的美滿婚姻。

  二、《情史類略》中底層婦女形象群的特征

  底層婦女自《詩經》起便是我國文學作品中女性形象的重要構成,其形象往往是"勤勞""奉獻""母性"等美德的化身。在《情史類略》中,底層婦女以人物形象群置身于"情感"話語體系中,呈現為"情感 ""自主""才智"等多層次的、符合日常生活邏輯的、有血有肉的立體形象。

  (一)因情而貞

  明代時貞節觀念開始在大眾日常中普遍流行,至晚明時期,上至朝廷,下至地方官府和各姓宗族都建立起了精細的貞節獎勵機制,貞節成為衡量女性道德水平最重要的標準。在這樣的主流文化影響下,大量的烈女節婦走上了歷史舞臺。據《明史》載,貞節女性記載于《實錄》及《郡邑志》的,不下萬余人。"萬余"的絕對數字很大,但相對于當時的人口總量來看,貞烈只是小眾行為;節婦烈女需要被表彰本身便說明貞烈并非日常生活實踐。在民間的底層民眾,更多的是按照客觀現實需要與日常生活邏輯來選擇他們的生活方式,貞節與否是一種生活能否持續的選擇,而不是必須的道德犧牲。

学术论文代写,学术论文翻译,英文学术写作  "情貞篇"中對單個形象貞烈行為簡單的梗概式的敘述中,底層婦女對貞烈宗教般的自覺奉獻,似乎有悖于人性常理、生活邏輯。如章綸母為一見之情而終身守節的敘述,與各類史書、地方志、節烈婦傳中無血肉個性的道德符號與概念的敘述模式無太大差異,但與作者所標的"情教"相違背,更像是道德精英對無話語權與話語能力的底層婦女實施的語言暴力與思想囚禁,其底層婦女的貞烈行為敘述也就失去了生活的真實性與人性的多維性。但把全書底層婦女形象群視為一個敘事整體,其"貞烈"行為便有了合理的基礎。"情緣類"中黃善聰和劉方兩個女扮男裝的婦女形象很值得注意。在這兩則故事中的婚姻,基于相互對品行的認可,更基于共同生活經歷中建立的情感。因此,當我們把《情史類略》中底層女性形象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考察時,其貞烈行為除了符合當時社會的正統思想和主流價值觀之外,還有其因情而貞的情感基礎。此外,情貞是雙向的,有節婦亦有義夫。《情史》收錄的范圍極廣,除了夫死不改嫁之貞婦烈婦外,還有夫感妻之情義、妻死不另嫁之男子。情癡類中記載的源自《莊子》"尾生","尾生與女子期于梁,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馮夢龍評價他為"萬世情癡之祖"[1]197.

  (二)主體意識

学术论文代写,学术论文翻译,英文学术写作  主體意識對于個體的發展與生命選擇具有至關重要性。一個具有高度主體性的個人可以在現有條件的制約下通過自己的選擇來支配自己的生活,使自身得到最大限度的發展。為情而"貞"的認識前提是女性的主體意識,既是編者對婦女主體性地位的認可,也是文本中女性人物對主體性身份的認知。封建禮教之下,相比較于上層婦女,底層婦女要更多地參與家庭之外的活動,有更多與陌生男人相遇相識的機會。雙方情投意合,不圓滿者私合后再遭生離或死別之苦,圓滿者先私合再婚娶,無論是哪一類型,《情史》中的底層婦女都表現出了對愛情的主動追求與接愛,如扇肆女;對婚姻的自主選擇,如淮安民家女子張翠翠、底層妓女張住住。

学术论文代写,学术论文翻译,英文学术写作  《情史》敘述中,對溢出封建規范的男女之情和合理情欲亦持寬容肯定的態度。情私類中的扇肆女與林生互生愛意,私定終身,兩人深夜相會時林生體弱受寒猝死。對這種違背主流價值標準的行為,編者不但沒有進行批判譴責,還在情節與結局的設定上對扇肆女的愛情選擇給予了豐厚的回報。扇肆女因私情懷孕的行為得到了父母的理解和原諒,將孩子生下后因"懼人知"而"移居他所".后來兩家互認親家,"二姓合居,共教其子,登科甲,為顯宦。"[1]100扇肆女在編者的敘述中是一位敢愛敢為、生死不渝、忠于愛情的值得敬佩的女性。底層歌妓張住住則在自己狹小的生活空間中,運用自己的生活智慧,擺脫了富家弟子陳小風的婚聘,嫁給了私訂終身的窮家子佛奴。編者同樣以佛奴"應試高中"的結局表彰張住住在婚姻上的自主選擇,稱贊其"不但有志氣,亦有眼力"[1]94.

  (三)才智、俠義

学术论文代写,学术论文翻译,英文学术写作  才智、俠義在正統文學的敘述中,是才女、俠女的專屬特征。《情史》中,作者把這專屬性的特征賦予了底層婦女,使得人物形象群更立體、更豐富。不僅有如張二姐一樣吃苦耐勞的勞動女性,也有如申屠氏一般才智與俠義并具的女性。申屠氏年僅十歲的時候就能吟詩作詞,在兇惡的殺夫仇人面前,她沒有絲毫怯懦,展現了驚人的勇氣和智慧,經過周密的安排,終于手刃了仇家。與申屠氏一樣情商智商俱高的,還有羅敷女和李妙惠等眾多女子。她們雖然處于社會的底層,但憑借自己的才能和智慧,與阻礙自己幸福的惡勢力作斗爭。編者對"情貞類"中娼門女性的俠義、英烈之舉同樣予以高度贊揚。稱贊南京妓張小三:"幼而知貞,長而守志,老而不逾節,卒以清白從楊生地 下。觀其推財恤患,有古俠士之風。"[1]27贊嘆長安楊娼"能報帥以死,義也;卻帥之賄,廉也。雖為娼,差足多乎?"[1]29婁江妓屢次勸說其丈夫孫益以功名仕途為重,切不可游手好閑,并在十年中給予了他極大的幫助。在孫官運亨通之時,又勸說其"乞休",切勿貪圖名利,最后兩人得以"小康終其身"[1]119.這種女子的見識和社會經驗,絲毫不遜色于豪杰男子。

学术论文代写,学术论文翻译,英文学术写作  馮夢龍主張男女平等,對女子的才能與俠義的贊美,在《情史》中占相當比例。他認為女子的才華、智慧和膽識都不比男子差,肯定廣大女性在家庭和社會生活中起到的進步作用。《情史·情俠類》總評中,他列出在"豪杰憔悴風塵之中""窘迫急難之時"和"名節關系之際",被道學家所貶之為"難養也"的女子卻能"識之""急之""周全之".而"富貴有力者""須眉男子"以及"以圣賢自命者"卻是"不能識""不能急"和"不能周全",與小女子形成鮮明的對比[1]145.

  三、《情史類略》中平民女性群像產生的原因

学术论文代写,学术论文翻译,英文学术写作  (一)晚明社會思潮的影響

  晚明時期是一個社會思潮與社會結構都開始發生顯著變化的時代。在同一歷史時空中,一方面程朱理學雖已走向末梢,趨于崩潰,但依舊在主流結構中保持著強大的影響力,另一方面陽明心學在知識階層傳播迅速、影響深廣,產生了諸多的王學流派。文學理論與文學創作在王學流派的影響下,產生了以李贄、公安三袁、 湯顯祖、馮夢龍等為代表的尚"情"派。馮夢龍認為,天地萬物皆由情生,大力提倡"情教","我欲立情教,教誨諸眾生""倡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藥""一情為線索,散錢就索穿"[1]1.馮夢龍編撰創造的作品中,"情"是敘述的線索,更是敘述的焦點。

  明代后期,在社會思潮與繁榮城市生活的雙重影響下,婦女們開始大膽追求相對自由的婚戀模式。在擇偶方面,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外,開始主張自我的擇偶標準。在《三言》《二拍》中有很多類似的敘述,《警世通言》《王嬌鸞百年長恨》中王嬌鸞對周廷章"只因有才有貌,所以相愛相憐。"底層婦女也同樣開始有著自主的婚戀標準,明代李開先在《村女謠》中描繪了一村女擇偶觀的變化。"東莊有個紅娥女,不嫁村夫田舍郎……一心嫁在市城里,早起梳頭燒好香。"《情史類略》中的賣縋媼、周六女、張二姐的婚姻都是對門第觀念的突破。情仇類中的劉翠翠,其父母打破封建觀念,讓自己的女兒和一群男孩一起入學堂,而且在女兒的婚姻之事上也尊重女兒的決定,將她嫁與同窗劉金定。

  (二)晚明文人浪漫主義思潮的折射

学术论文代写,学术论文翻译,英文学术写作  明代中后期,商品經濟的發展"加劇晚明社會的流動性,尊與卑、雅與俗、士與商等各種邊界日益模糊,竟至于僭逆無涯之境"[2].違越禮制、反叛傳統、向往個性、追求真情的浪漫主義興起于晚明文人之中。《情史》作為一本編輯類的書,在材料的收集選擇、故事的敘述改寫和編者評點上,必然帶有當下文人的浪漫思潮。一方面表現為對禮制的僭越與挑戰,另一方面把"情"當成僭越與挑戰禮制的合理邏輯的同時,"情"亦是對"僭逆無涯之境"的中和和抑制。"情女"并非只是作為對抗禮教的標志,更是文人籍浪漫愛情故事,表達情理交融追求的敘述因素,"情女"終究會由"情真"轉至"情貞".《情史類略》中底層婦女的敘述,雖采集于歷朝歷代,但編者對文本的選擇、改寫、編排、點評都必受其浪漫主義思想的影響,從而使得整個人物形象群更豐富立體。其所敘"情貞"女子,不能止于對女子節烈這樣一個既成事實表示的敬仰和感嘆,更應是有情有智有義的血肉人物的真情敘述。

  (三)晚明出版業發展使然

学术论文代写,学术论文翻译,英文学术写作  明朝中后期江南地區城市市民文化繁榮,市民階級的出現,為書籍出版開辟了廣闊的市場。除官刻外,商業性民間書坊開始成為面對市場的主要出版主體。在出版利潤的驅使下,出版商與文人階層形成了出版流通與內容生產的合作關系。馮夢龍《今古小說》敘中說:"茂苑野史氏,家藏今古通俗小說甚富,因賈人之性,由期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種,畀為一刻。"[3]出版面向市場,出版物要符合市民口味,大量滿足市民需求的戲曲、小說等通俗文學作品由書肆源源不斷地流向市場。馮夢龍作為當時出版業的積極參與者,其編輯的作品,在追求"情教"的同時,必然會考慮受眾的審美接受。在人物的選擇與點評敘述話語中,必然要打破簡單的道德說教與示范模式,保有作為民間敘事代言的民間性,站在民間立場,與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關系緊密,符合民間日常生活邏輯與審美邏輯,其人物敘述也就必然要符合底層民眾的生活邏輯。

  參考文獻

学术论文代写,学术论文翻译,英文学术写作  [1]馮夢龍情史類略[M].長沙:岳麓書社,1983.

  [2]妥建清。情理文化傳統與晚明浪漫主義[J].學術研究,2019(11):169- -176.

学术论文代写,学术论文翻译,英文学术写作  [3]馮夢龍全像古代小說[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9.

作者單位:四川開放大學文法學院
原文出處:吳玲玲.馮夢龍《情史類略》底層婦女形象群淺析[J].黑龍江教師發展學院學報,2021,40(08):11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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